他的名字和巴尔扎克、雨果、大仲马、小仲马这些大文豪联系在一起，一代代年轻人读着他的译作、文学研究专著长大。
9月20日22点20分，著名翻译家和作家，外国文学史学家和教育家郑克鲁教授逝世，享年82岁。
80高龄翻译完成《雨果全集》
郑克鲁在60余年的翻译学术生涯中，共完成1700万字文学译著，近2000万字著作和编著。他生前留下的最后译著是去年翻译完成的《雨果全集》。那是在他已经步入80岁高龄的时候做的事情，令人敬佩。
郑克鲁留下了家喻户晓的大量译作，如《悲惨世界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红与黑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茶花女》《高老头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神秘岛》《局外人》《海底两万里》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《九三年》等等。2018年这些译著以及其他编著的作品以《郑克鲁文集》的形式与读者见面。
郑克鲁教授，广东中山人，1939年生于澳门。中共党员。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、爱国民族工商业家，《盛世危言》作者郑观应。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，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，硕士研究生。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、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上海图书馆协会理事，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，中国法国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。1939年8月1日，郑克鲁出生在澳门妈阁街侧的一处深宅大院——郑家大屋。正是在这里，他的曾祖父、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、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写下了皇皇巨著《盛世危言》。如今，已近耄耋之年的郑克鲁翻译完成了《悲惨世界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等共56种、逾1700万字的法国文学及理论作品，更出版了《法国文学史》、《法国诗歌史》、《普鲁斯特研究》等重量级的学术著作。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，2012年译著《第二性》获第四届“傅雷翻译出版奖”。在郑克鲁获评2018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之际，记者前往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对这位著作等身的法语文学研究者、翻译家进行了一次访谈。谈及家学渊源，郑克鲁说，他是曾祖父的后人中唯一一个学文的，写作冲动、思辨能力和对外来事物的好奇心似乎也是铭刻在血脉之中的。至于走上法语文学研究与翻译的道路，则是“必然性中带有一点偶然性”。幼年时，郑克鲁曾在海南岛的教会学校上学，那时候就能把课本从头到尾背下来。小学三年级时，因父亲工作调动，举家迁居上海，郑克鲁入读南洋模范小学，文学才能开始显露。郑克鲁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作文比赛获奖的情形：“那时候我家住在北四川路（现四川北路），靠着马路，晚上油灯亮了，行人从窗前经过，我写了我的感受，就得了奖，奖品是一本《三毛流浪记》。”上了中学以后，郑克鲁成为了一名文学青年，那时候最喜欢的是俄罗斯文学，这多少有时代的原因，第二就是法国文学。1957年参加高考，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，当年俄文专业不招生，郑克鲁便“退而求其次”地选择了法语专业。
北大的五年是郑克鲁法语文学生涯的起点。在当时，国内各大学的外语系都是以教语言为主，唯独北大西语系特别重视文学。法语专业的学生不仅要上两年以上的“法国文学史”课，还要上“欧洲文学史”，而“中国文学史”和汉语课则是由中文系的老师教授。除了文学教育的宏富丰赡，北大也为写作文学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机会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文艺界兴起过一股讨论、批判法国古典小说《红与黑》的热潮，1958年电影《红与黑》上映，郑克鲁和三位同学共同撰写了一篇8000字论文，讨论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和异同，发表在《中国电影杂志》上，从此走上了文学评论的道路。郑克鲁认为，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不高，后来的成绩都是靠勤奋学习取得的。法语是一门逻辑十分缜密的语言，读起来优雅流丽，因此语法比较复杂，还存在大量的连读和同音词，入门颇不容易。郑克鲁说自己从北大毕业时还没能跨过语言关。1962年，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，师从著名作家、翻译家李健吾先生，导师让他读卢梭的《新爱洛依丝》，看起来很是吃力。郑克鲁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仍留在社科院工作，“文革”随即开始，一切工作停滞。1969年，整个社科院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的息县，出人意表的是，恰恰是下放的一年多时间“帮了大忙”，郑克鲁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。“我那时想，我吃饭的工具还是法语，法语要想办法过关。当时周围也没什么书，只有一本两万六千生词的《法汉词典》，我就开始背词典。”郑克鲁背词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，需要无限的耐心和坚持。开始的时候，他早上起来花一个多小时，背一到六页，上午开会的时候走神几分钟在脑子里过一遍，大概能记得60%，中午午休的时候再背一遍，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钟了，下午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，对着田野再默背一次，记得的更多了一些，晚上睡觉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再背一遍，用时更短。这六页单词连续背三天，第四天开始背二到七页，同样地背三天，始终以这样的步骤，一步步往前推进。大半年后背完了一遍，再从头背第二遍。离开河南回到北京时，郑克鲁翻看读研究生时购买的苏联版《红与黑》、《高老头》，发现几乎每句话都能看懂，心下惊异，同时也明白自己的语言关算是闯过了。于是，他开始在社科院的图书室里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，“九十多部作品我看了90%，也就是80多部，当时国内没有人能看这么多。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科院群星璀璨，几年后郑克鲁和柳鸣九、张英伦合写《法国文学史》，他写巴尔扎克，卞之琳、罗大冈等老先生都当面称赞，冯至还问他要了打印本，说写歌德的时候要参考。 郑克鲁对于社科院的往事也记忆犹新。当时卞之琳是西方组组长，每周五开政治学习会，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，那时候他已经把莎士比亚的几部悲剧译成中文了，翻译、诗歌、论文都十分精彩。杨绛的翻译方法十分独特，她译《堂吉诃德》，现在草稿上把每句话用几种不同的语法翻译出来，然后再糅合在一起，誊写在稿纸上。“她每天只翻译600个字，一个月就是一万八千字，现在我们要是这么译就没法吃饭了，但他们那一辈人对翻译的耐心、认真，确实是楷模。”钱锺书则是出了名的背书大王，“我虽然背字典，但也背不过他，没有人能背过钱锺书！”郑克鲁有一次在图书室借书，就听到钱锺书在另一个隔道里念念有词，一边背一边核对原文。“在息县的时候，钱锺书是邮递员，他怎么练外文？他给杨绛写信，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，很像《吉尔布拉斯》里的一个老头，然后把书里面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整段默写出来，这个太厉害了。”郑克鲁觉得老先生们身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法学的，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舞台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郑克鲁和他的同龄人们继承前辈的衣钵，成为了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主力军。《论巴尔扎克》是郑克鲁早期的一部代表作，他的译者生涯也始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。因为看得多，他知道哪些好的作品还没有翻译过。1979年，《世界文学》杂志复刊，郑克鲁投去了他的翻译处女作——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《长寿药水》，约一万六千字，在出版界反响甚好。后来，他又陆续翻译了短篇《不为人知的杰作》和中篇《家族复仇》，漓江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他，希望可以编一本集子，郑克鲁又增加了《刽子手》、《柯内留斯老板》、《费拉居斯》、《大布勒泰什》等篇目，以《家族复仇》作为书名出版了一本二十五六万字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，畅销一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国内掀起了一股外国文学热。先是大量俄苏文学、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重新再版，印数动辄以10万册计，书店门总是排着长队。很快，人们不再满足于“文革”前就出版过的读物，“文革”期间被贴上“腐朽反动”标签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开始进入中国。对于外国文学工作者而言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春天，郑克鲁和袁可嘉、董衡巽共同选编了一套《外国现代作品选》，厚厚的四册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主要的、有代表性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都囊括其中。除了参与编辑工作，郑克鲁还为丛书翻译了六部作品：梅特林克的戏剧《青鸟》、萨特的戏剧《死无葬身之地》和小说《一个长主的早年生活》、加缪的小说《沉默的人》、维昂的小说《回忆》和季奥诺的小说《植树》。现代派浪潮剧烈地荡涤着八十年代的国内文坛，这套书当时很流行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、作家一般都看过，也深受其影响。随着在翻译界崭露头角，郑克鲁受邀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主持编写外国文学专刊，也就是“春风译丛”。他干劲十足，发动外文所的同事投稿，每年出三到四期，一期四十万字，编辑工作全部由他一人完成。稍晚，他又开始为漓江出版社编辑“漓江译丛”，1980年，漓江出版社的编辑刘硕良邀请郑克鲁和夫人朱碧恒前往桂林，一起策划了著名的“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”。第一辑共十部作品，其中郑克鲁翻译了法国现代作家马丁·杜·加尔的长篇小说《蒂博一家》，朱碧恒则翻译了挪威作家温赛特的《克里斯汀三部曲》。1981年，社科院外文所派郑克鲁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做访问学者，他的出版工作才不得不告一段落。来到法国，眼前的景象与十九世纪小说中的描写并不相同，但郑克鲁很快被这个“文化荟萃之地”深深吸引：法国到处是博物馆，一个城市有好几个博物馆，巴黎的博物馆更多，卢浮宫庞大的收藏令人眼花缭乱。“巴黎确实是好地方，适合人居，住在那里是不可能感到厌烦的。”但郑克鲁最钟爱的地方还是巴黎的书店，“几层楼高的大书店，我每个礼拜要去一到两次，八十年代初没钱，就去淘旧书，一个法郎就能买一本，有时候能买好几本。”在巴黎的两年间，郑克鲁淘到了很多好书，为他今后的研究和翻译积累了大量的资料。两年之后，郑克鲁回国，1985年到武汉大学任教，被破格晋升为教授，并担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、《法国文学》主编。1987年，郑克鲁调到上海师范大学，历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，2009年退休。无论行政、教学事务多么繁忙，他从来没有停下翻译工作。有人戏称法国小说是“绿帽子”文学，但郑克鲁说，法国文学从来不脱离政治，而且能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、社会状况，人物形象突出，艺术技巧发展充分，法国文学的魅力吸引着他一直翻译下去。随着经验的累积和年岁的增长，郑克鲁确定了选择翻译对象的标准：最好是一流作品，二流的有时候也译一点。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都是一流的，那么只挑选其中最好的翻译。他喜欢巴尔扎克，但也不是所有的都译，除了一些中短篇，只译了最重要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和《高老头》；莫泊桑的三百篇小说，他也只选了其中数十篇译出六十万字；至于司汤达，他取《红与黑》而舍《帕尔马修道院》；波伏娃的小说他不愿译，但影响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、被誉为“女性圣经”的理论著作《第二性》，他却不畏烦难地翻译出来；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够不上一流，但有科学依据、包蕴丰富知识，深受青年人喜爱，因此翻译了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神秘岛》三种……郑克鲁始终认为，译本的好坏要靠社会反响来检验，他的译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《茶花女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、《悲惨世界》和《第二性》，也是他自己最为看重的作品。法语中有“翻译即背叛”的说法，郑克鲁认为这种概括太笼统，但他也反对把翻译看作是与原文竞赛的观点，“人家是最经典、最优秀的法国语言，你竞赛得过它吗？”在他看来，一般情况下，翻译要达到原文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，但也有例外，诗歌的翻译要传达原文的神韵是相当困难的，但因为灵活性比较大，个别情况下译文可以超越原文，“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《自由与爱情》，‘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’就译得很棒，这是超过原文的极少数的例子。”戏剧的翻译不应有译诗那样的自由度，但很多诗剧为了上演时观众能听懂，可以处理成散文。相比诗歌和戏剧，翻译小说应该更注重准确，理论著作更是如此。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“信达雅”的翻译三原则，郑克鲁认为，“达”与“雅”应在“信”的基础上实现，“翻译长篇小说有一些错误是难免的，也可以原谅，但现在有的新出的重译本里面有几百个错，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。”学者之风
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郑克鲁翻译家的身份更为人熟知，但事实上，他是从事文学研究出身的，研究历程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。谈及为何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术写作和翻译齐头并进时，郑克鲁坦诚道，研究和翻译都搞，难度是比较大的，时间也不够，“翻译得到的反响比较直接、广泛，一部译作得到了赞扬是很有成就感的，相比之下，学术论文看的人少，花的时间多，我是因为喜欢做研究，才一直做下来的。”
事实上，译者对文本的研究对于翻译是很有帮助的，详尽的序言是郑克鲁译本的一大特色。在他看来，把一部小说翻译过来还不够，作为一个译者，还有责任把这部小说的好处或者缺点告诉读者。他举例说，“像《悲惨世界》这样一部小说，内容那么丰富，读者可能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不写另外一个，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的失败？为什么要写1832年6月5日的人民起义？原来这么写对提升作品的立意是有作用的。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，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里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，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，有一章叫‘头脑中的风暴’，主人公冉阿让知道有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被抓起来了，这时候他已经改换身份当上了大工厂主，他要不要去认罪？去了，工厂就完了，那么多工人没饭吃了；不去，别人代他受过，良心上过不去。冉阿让斗争了一夜，头发都白了，这里一万字的心理描写是蛮精彩的。但你如果不讲，读者不一定有感觉。”
郑克鲁留学法国期间收集的资料中包含了大量的法语诗歌，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后，他开始有计划地翻译法语诗歌，出版有《失恋者之歌：法国爱情诗选》、《法国抒情诗选》、《波德莱尔抒情诗选》、《法国诗选》等作品。翻译了一万多行法语诗的同时，郑克鲁还完成了国内第一部系统、全面阐释法国诗歌历程的学术专著《法国诗歌史》。不过，他影响最大的文学史著作是1999年出版的高教版《法国文学史》（上、下）。1993年，郑克鲁受教育部委托，主持修订了一部《外国文学史》大纲，1994年开始正式编写《外国文学史》。郑克鲁回忆说，“一般编一部教材就两三年，我编了五年，因为我的目标是超过原来大学里使用的文学史教材，我有我的思路、主张和写法。我现拟了一个提纲，请参与编写的专家学者来开会，过了一段时间又把范本发给他们，既有概论的范本，也有作家作品研究的范本，就这样写了五年。”这部教材出版后，受到广泛的肯定和欢迎，很多学生就因为喜欢这本文学史报考了郑克鲁的研究生。这套书目前仍保持了每年6-8万册的发行量，是国内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国文学史教材。
除了教材的编写，郑克鲁在教学上也有独到之处。他在上师大开设的“法译汉”翻译课很受学生欢迎，他在多年的翻译中积累了很多实例，“很多名家也有错译的例子。比如阿波利奈尔的代表作《米拉波桥》开头的几句：Sous le pont de Mirabeau coule la Seine/Et nos amours/Faut-il qu’il m’en souvienne. 第一句是倒装句，正确的译文是：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/我们的爱情/还要记起吗，但有些译文写成了：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/和我们的爱情，et确实有‘和’的意思，但第一句里的coule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变位，所以流逝的动作的主语就是塞纳河，和我们的爱情没关系，这样的例子蛮多的，学生对这个最感兴趣。所以我说，你首先要把句子语法结构搞清楚，不然肯定错误百出。”郑克鲁还会向学生强调，做翻译除了法语要过关，中文也要过关。他也会提醒自己，十万字的译文里面总要有一两个词是不大常见的，他把《悲惨世界》里的主教的姓氏Bienvenue翻译成“福来”，因为他给人民带来的幸福，说他关心人民疾苦，他用了“恫瘝在抱”这个词。“如果读者有心的话，查一下现代汉语词典，就掌握了这个词。中国的古典语言并没有完全死去，你用了，它可能就活过来了。一个优秀的翻译家，要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一些精美、丰盛的作品。”
2009年退休后，郑克鲁仍然笔耕不辍。每天早晨，他和夫人朱碧恒一起步行穿过上师大的校园，来到位于文苑楼14层的办公室，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翻译工作，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。他目前正在翻译雨果的《海上劳工》，是他计划出版的《雨果小说全集》中的其中一部。这本小说开头几万字是介绍英吉利海峡两个岛屿的情况，里面有很多冷僻的动植物词汇，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翻译，因此过去的译本往往会把这一部分删去不用，但郑克鲁觉得还是要让读者看到小说的全貌，因此决定翻译出来。郑克鲁说，他过去也有不少其他爱好，象棋、围棋下得都不错，但因为觉得浪费时间，他把这些兴趣都舍弃了，翻译是他现在唯一的爱好，“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只要还有精力，就会一直翻译下去。人生的意义就是你给世上留下了什么，什么都没留下，就白过这个人生了。”
在译林名家之中，像郑克鲁这样同时集翻译、研究、教学三位一体的，相当之少。走进郑克鲁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，顶天立地、外形古雅、上了年岁的木质书架，和隔断上镶嵌的彩色玻璃，勾画出典雅气氛。满架图书，以及书桌上厚厚的法语资料，点明了主人专攻的术业。已出版了一千万字的译作，但他还是闲不下来，“脑子需要活动，日子不能白白过了呀”，他爽朗地说道。郑克鲁在70岁时动过一次心脏手术，所以现在一般不早起，晚上也一定保证休息，工作时间都安排在下午，翻译少则3—4小时，多则5—6小时，“否则不出活”。他说，现在手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，重译经典和新译作品交替。华师大出版社马上要推出的《红与黑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局外人》就是重译，而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《爱情小说史》则是新译。“我在‘文革’后才真正开始翻译，第一次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《长寿药水》”，1981年，他的第一本译作《家族复仇》出版。上世纪90年代，郑克鲁开始进行经典作品的重译，原因有二：一是觉得以前的译本未能尽善尽美，有的甚至有错译；二是过去的译本随着时移世易而显得老化。“我的重译，注释比别人多，希望帮助读者多了解一些知识。”他选择的作品都是心目中第一流的作品，比如这次的《红与黑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局外人》。“《红与黑》以前翻译版本自然很多，其中也有好的译本，不过还是有可以探讨的空间，比如喜欢用现代已经很少用的词如“令堂”、“令尊”，动不动就用成语，不够确切。我想在这次重译当中有所改变。”“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在凡尔纳小说中最畅销，孩子们都爱看，里面的科学幻想比《海底两万里》来得合理。《局外人》是加缪代表作，文字简单而意蕴深厚。”郑克鲁先生最为广大读者熟悉的译作应该就是《茶花女》了。“作者小仲马文笔流畅平易，翻译成中文如何处理？我认为白开水一杯也不行，开头就一定要能吸引读者，读起来带点文采，所以我就用了两个成语“笔下生花”和“平铺直叙”，译文就是：“我的见解是，唯有悉心研究过人，才能塑造人物，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，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。/由于我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，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。”看来作为资深翻译家的郑克鲁先生也颇有市场意识，很为读者和销售考虑。
1987年，因为在推动法国文化交流上的杰出贡献，郑克鲁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“金棕榈勋章”。郑克鲁还翻译了法国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西蒙娜·波伏瓦的代表作《第二性》，这本书一直都很畅销，并获得了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。获奖后，郑克鲁十分谦虚、低调。有文章称，对那次获奖，他对自己的译作只打了一个“良”级：因为按照翻译作品的“信达雅”标准，其中“信”与“达”，他是做到了，至于“雅不雅”，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。郑克鲁译作《第二性》的责任编辑缪伶超回忆，“郑老师因出色翻译《第二性》被授予傅雷翻译出版奖，当时我作为出版社代表陪同他去北京领奖，他很风趣幽默，喜欢分享在翻译方面的心得。”
不过，身为翻译，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摆渡人，郑克鲁对于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标准的把握，毫不松懈。信’是最关键的一条，要求翻译者完全理解原文，玩弄词汇糊弄过去是绝对不行的。读着好像很顺畅，但违背原意。尤其是《第二性》这一类理论著作，涉及众多学科，充满专业术语，首先就是要‘信’。翻译中用的成语，不是要用最漂亮的，而是用最贴近原文的，否则就会离原文远，不够忠实。”说起翻译实务，郑克鲁就来了劲头，神情投入，手中不断挥舞比划，流露出了讲台上的气势。“翻译不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是外语不够好，没有能完全吃透原文的意思，导致翻译脱离不开原文，一股翻译腔；其次是中文不够好，理解了原文但用中文表达不出来。翻译的精准，很大程度上因为中文好，所以杨绛曾说，一到翻译时就感到自己词汇不够用。”郑克鲁给自己规定，一页译文中，相同的形容词如‘漂亮’不能出现两次，下次出现就要回避，用同义词代替。“对于一个词语，最好能够掌握它的十个同义词。成语掌握也是越多越好。”郑克鲁对当代语言的敏感也是让记者惊叹的地方，他说：“我的翻译，能用的地方就尽量用当代语言，照顾到青年读者的用词习惯，让他们有亲切感。网络上的‘给力’之类还不敢用，不过‘眼下’‘当下’这些有点时代特色的词完全可用，现在青年人多说“立马”少用“马上”，我也尽量吸收。”郑克鲁钦佩老一辈翻译家傅雷的翻译，“他能够、也敢于用大白话，词汇用得多，尽量不一样，他很注意这一点。”法语和汉语不同的一个地方是，前者多关系从句，句子长，甚至会出现十多行的句子。他认为，“还是要翻译出些洋味来。如果太迁就现代人口味，没有长句，都改短句，读者反而觉得不像外语小说。”汉语从“五四”以来也渐渐受到逻辑性强的英语、法语等外语影响，读者也在不断吸收新句式中。他举例说：“以前我们学翻译的时候，碰到“如果”一定要放在句子最前面，现在，我觉得放在句子后面也挺有洋味，读者也能接受。”说着，他露出了有点顽皮的笑容。
上世纪90年代，郑克鲁写出了填补当时学术领域空白的两部著作—《法国诗歌史》和《现代法国小说史》。“1981—1983年间我去了法国，被法国诗歌深深打动，于是收集了法国出版的5—6部诗歌选集。1987年我来到上师大任教后，才有空动笔翻译。”暑假时，以一首诗一篇赏析的形式，他在杂志上发表了8—9篇法国诗歌鉴赏文章。1994年申请到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后，他写成了《法国诗歌史》。同时，他在国内又找到不少法语选本，这样陆续一共翻译了一万行的法国诗歌，后来，结集成上中下三册《法国诗选》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在当时很有影响。他自己认为是好诗才翻译，所以这套书既是译本也是选本。郑克鲁也同意“诗歌难译”的说法，他谦虚地说，“十首诗中有一到两首翻译得不错就很满意了。”他坚决反对译诗不压韵，“押韵才有难度，否则，译诗就太容易了。翻译诗歌，保持原诗的形式同样重要，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。冯至的十四行诗就是借鉴了外国诗歌的押韵方式。”法国人将十四行诗（sonnet）分成四节，即4433的格式，押韵方式除了abba abba ccd eed，还有多种。他翻译的押韵方式也尽量往原作靠拢。
对于有志学习法语的年轻读者，郑克鲁建议是：学习法语不能太功利，太追求口语、不重视学文学也不行。“有些人口语不错，沟通流畅，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还不过关。而有些出版社老编辑，口语不一定比得上年轻翻译，但理解力远远强得多。”他回忆自己当年在北大学法语时，除了语言课程外，还要广泛学习各国文学史，欧洲文学史、文艺理论等。“完全掌握一门语言，没有10-20年的工夫不行。”更何况，口语和书面语言大不相同，即便学好了口语，还需要花大量时间提高书面语言和理解力，这就要大量阅读文学作品。